最終花費可能逾千億 滇池治理很“差錢”

　　8月初，關于昆明市“設想”“將向酒店入住者，每人每天征收10元滇池生態資源保護費”的消息，引發輿論嘩然。

　　在這背后，是人們對滇池水質改善與多年治污巨額投入不成正比這一現狀的質疑。“七五”至今，滇池治理已投入的資金數以百億元計。而環保部《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作為多年來被重點監測的“三湖三河”之一的滇池，湖體水質總體為劣類，與上年相比，水質并無明顯變化。

　　滇池屬于半封閉性湖泊，地表無大江大河注入，由于滇池位于昆明市的南端，處在260萬人口城市的下游，整座城市的污水都流往滇池，進入90年代污染速度明顯加劇，雖經治理，水質至今未見根本好轉。

　　云南省水利水電勘察設計研究院專家李作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滇池水資源處在金沙江、紅河、南盤江三大水系分水嶺地帶，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很低，屬于嚴重缺水區，真正進入滇池的水資源只有4.83億立方，而用水量在8.13億，遠遠超過承載能力，僅靠回歸水利用實現水資源的基本平衡，水資源嚴重不足是導致水質惡化的基本原因。

　　自“七五”治理滇池以來，歷屆政府已將滇池邊的污染企業遷出，城市生活污水成為滇池的主要污染源。據統計，2000年滇池流域的常住人口為217.7萬人，至2015年，這個數字會繼續膨脹到385.6萬人，滇池流域的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達到90.9%，這對滇池意味著更大的負荷和壓力。治理滇池重在治理污染的源頭，即截污。仇和任昆明市市委書記期間，最受的肯定的是，在建設污水處理廠的同時，大規模修建污水管網，注重清污分流。“十二五”期間，滇池流域污水收集率的目標被設定在90%。

　　根據“十二五”規劃，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將向滇池輸水6億方，與目前滇池流域水資源量的總和相當，將為滇池流域實現水資源的合理調配、進行水污染治理提供重大的戰略機遇。

　　但云南的地方財政的緊張也成為在長期的環境治理中的掣肘。有專家指出，中央在加強監督的情況下，還要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讓滇池回歸自由”

　　在昆明長大的王先生記得，1986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訪問云南時，住在滇池邊的人們依然可以下水游泳。那也許是滇池這顆新月形的高原明珠，在被徹底污染前閃耀出的最后一道光芒。當時的昆明人并沒有料到，不久之后，原本在清朝孫髯翁“天下第一長聯”里有著“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迷人景色的滇池，會在一夜之間驟變，染上頑疾，水體發臭，常年泛著令人恐懼的綠色，甚至黑色。

　　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中，滇池大致經受了三次“劫難”。

　　1970年，一場轟轟烈烈最大規模的圍湖造田在滇池展開。每一個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記得，在長達8個月的時間里，數萬人在滇池邊忙著筑堤、排水、填土造田。最終，滇池自凈能力最強的草海被割走數十平方公里，昆明八景之一的“壩橋煙柳”，變成一片烏黑的腐殖土。

　　滇池的第二次劫難是防浪堤的修建。人口的增長，推動著人類一點點蠶食著滇池南岸區的天然灘涂濕地。由于西南風卷著最高達5米的浪頭拍打著這個區域，常常造成人員傷亡，水利部門為保護水邊人員財產安全，陸續投巨資修建和重修了上百公里的防浪堤。

　　給滇池帶來災難性打擊的是，滇池地處昆明城市下游，是滇池盆地最低凹地帶，各種生活污水通過河道、溝渠匯入滇池。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滇池流域迅速推進的城鎮化，突破了滇池自凈限度。化工廠、冶煉廠、熱電廠、印染廠等數百家高污染的產業，圍繞在滇池邊，污濁的工業廢水直排滇池。滇池水體富營養化日趨嚴重，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滇池長期泛綠、發臭。

　　昆明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侯明明稱，昆明為折騰的典型案例，以前折騰著破壞生態，如今嘗到惡果之后，又不得不折騰著恢復生態。

　　1993年，云南省環境科學研究所（下稱“環科所”，云南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前身）原所長郭慧光主持做了一個治理滇池的規劃，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上，從水體污染的點源、面源、內源三個污染源入手，總共27個項目。點源治理主要是污水處理廠和管網配套建設，工業和生活污水的集中排放；面源治理即地表徑流改善，原污染物通過它們無組織進入湖泊；內源主要指水系沉積物的釋放，疏浚底泥、打撈水葫蘆等。這個規劃是后來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九五”到“十二五”計劃的雛形。

　　這個早期規劃還提出退田還湖的項目。近年，越來越多的人主張拆除滇池邊的防浪堤，恢復湖邊的灘涂濕地。“淺水的灘涂下面是植物、沙子，像沙灘一樣，有很強的過濾、自凈能力。水里的藍藻、垃圾會被湖水推到岸上，被太陽曬干。而防浪堤切斷了水生生物、陸生生物信息交流、物質交流、能量交換的通道。”侯明明說。

　　2000年7月份，晉寧縣附近的防浪堤因年久失修垮塌。侯明明實地察看后，向市領導建議，垮塌的防浪堤沒有必要花錢去修。他甚至設計了一個周詳的方案：干脆把防岸堤中的石料全部拆掉，再用這些石頭在湖里堆一個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島，把岸邊近60平方公里的地方退田還湖，種上蓮藕、蘆葦，開發旅游。周圍的百姓可以搬到島上，并對每家每戶進行生態補償。讓他感到遺憾的是，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侯明明鋌而走險，舉著手機在大堤上堵在20輛工程車前，徒勞無功地想要攔住工程車。

　　仇和在擔任昆明市委書記期間提出，要盡可能地擴大滇池面積，將原本屬于滇池的地方還給滇池，讓滇池水和外界的水可相互交流，讓濕地的水和滇池水形成互動。2011年底，昆明市啟動侯明明期待已久的大規模拆除防浪堤工作，“讓滇池回歸自由”。

　　這個時期，昆明市還修了環湖路，將滇池濕地的漁民回遷，變成居民，納入醫保。海埂到呈貢一線的環湖路以外臨近滇池邊的漁村，都要搬到環湖路以內，如今已經搬了近一半。“這個舉措我都沒想到，有積極的意義，是保護滇池的重要措施。”郭慧光說。

　　爭議水葫蘆

　　據云南當地媒體報道，今年滇池水域預計控養水葫蘆生物總量66萬噸，計劃采收50萬噸，草海、外海各25萬噸。

　　昆明人曾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直到1999年昆明世博會前夕，才將水葫蘆這個晚來入侵物種基本從滇池打撈干凈。因此，當2009年8月云南省生態農業研究所在滇池西華濕地試驗水域投放紫根水葫蘆治污以來，圍繞用水葫蘆治理氮、磷和藍藻的做法，人們的爭議一直未曾停止。

　　侯明明雖持正方立場，但對于水葫蘆亦非常謹慎。水葫蘆吸附能力很強，能把氮和磷等污染物吸附在一起，離開水體可以減少水中的氮、磷。但如果沒有及時收集，水葫蘆蔓延之后，其下的水體由于缺少陽光和氧氣，大量腐爛的水葫蘆會造成二次污染。

　　“我一開始是反對的，但現在沒有辦法。水體污染不能用化學的辦法來治，即使水中的污染沒有了，但水支撐著一個生態系統，水生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也會受到影響。”侯明明一向堅持用生態化方法來治理滇池污染，即通過生態治理，以后的滇池保持原來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包括水生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的存活，和水體在這些生物作用下的自凈能力，這些全部要保存下來。

　　侯明明強調：“水葫蘆的量要控制，要合理規劃。水葫蘆一定要離開水體，要在每年的白露這個節氣時，盡量把90%的水葫蘆撈起來—在這個前提下，用水葫蘆來治污，我認為是可行的。”

　　而提倡打造低碳滇池的郭慧光，對在滇池內種植水葫蘆則始終持反對意見。

　　滇池系受第三紀（距今6500萬年-距今180萬年）喜馬拉雅山地殼運動的影響，由云貴高原的石灰巖斷層陷落而成。郭慧光說，滇東、滇南、滇西三大湖群，80%-90%都由斷陷形成，湖泊是動態的，從形成那一天開始，整個湖泊的演化過程就是一個走向消亡的過程。

　　如今已年屆高齡的滇池，平均深度僅4米，不及早期深度10米的一半。最近兩百多年，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水土流失、水體富營養化等原因，導致水草茂盛，沉積到湖底，逐漸把湖底填淺。郭慧光說，打個鉆下去，十多米都是湖沉積，最深的地方有10.7米。2000-2004年，昆明市把滇池草海底泥疏浚了一遍，疏出了800萬立方米底泥，耗資4億元。如今不到十年，滇池又變淺了，又要疏浚。

　　而碳正是把湖泊填淺、使湖泊老化的元兇。1986年，污染從量變積累為質變，滇池水質突然變壞。郭慧光認為，滇池污染物指標，除了傳統的氮磷，還應該包括碳在內，但現在國內只認氮和磷。而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都認氮磷碳三個污染源，且對碳污染有很深的研究。氮磷多了會促進水體的生物量，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來，變成固體的碳，沉積到湖底。所以，治理湖泊不僅要減氮磷，還要低碳。而水葫蘆是生物性的爆發，結果是積碳，向湖底沉積。

　　打撈收集和加工水葫蘆的成本也頗為驚人。2000年前后，郭慧光還在環科所擔任所長職位時，水葫蘆還不多，約占滇池水面10%，但每年打撈水葫蘆的成本已高達400萬-800萬元。

　　2008年，郭慧光做了“滇池水葫蘆利用的工業化參數研究”。研究發現，由水葫蘆制成的飼料不含任何有害物質，胡蘿卜素、維生素、粗蛋白含量高，用這些飼料喂養出來的200頭試驗生豬肉質很好。但從打撈采集上岸，到進塑料大棚烤干、鍋爐烘干，再用打粉機最終制成的草粉成本很高，比市售的草粉貴1/3，且能耗高。

　　“水葫蘆不要去栽，栽了以后要花很大的代價去采集，沉積多了還要打撈底泥，打撈底泥要多少個億啊？而且外海泥深，不好打撈。所以，要考慮水葫蘆的負面效應。”郭慧光說。

　　郭慧光最向往的是，新中國建立后到“文革”前的這段時間里人與滇池的良好互動。漁民平時打漁，冬季休漁時，就拿著竹棍打撈湖里的植物運到岸邊，當地叫“撈海肥”。老人把水草打成結，做成像普洱茶餅一樣的草餅，再堆成垛子曬干，就成了很好的燃料。

　　滇池治理很差錢

　　郭慧光曾參加過在日本召開的世界湖泊會議，對日本城市污水的治理規劃、湖泊治理比較了解。他說，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水量相當于20個滇池，花了30年的時間治理，才達到類水，但未達到飲用水源標準，耗資1800億美元。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面積、水量是滇池的1/3，用了30年的時間，花了大約1200億美元，治到類水，現在還在繼續往里投錢。

　　滇池的治理投入也在逐年攀升。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下稱“滇管局”）提供給時代周報的數據顯示，“九五”期間，滇池治理實際完成投資25.3億元（其中國家投入4.88億，省級投入4.6億，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15.82億）；“十五”期間，滇池治理實際完成投資22.32億元（其中國家投入5.82億，省級投入2.05億，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14.45億）；“十一五”期間，滇池治理實際完成投資171.77億元（其中，國家投入23.36億，省級投入54.67億，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93.74億）。

　　2012年4月16日，《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正式獲國務院批復。以“六大工程”為主線，提出了“城鎮污水處理及配套設施、飲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工業污染防治、區域水環境綜合整治、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等五大類項目和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總投資420.14億元。其中，占投資比例最大的分別為城鎮污水處理及配套設施與區域水環境綜合整治，分別投資178.48億、233.51億元。

　　郭慧光說，到現在，滇池治理已經花了三四百億元，最終花費可能逾千億。

　　對于別人關于“滇池得的是癌癥，治不好”的說法，郭慧光表示不贊同。他認為，如果有好的規劃、完善的法治，以及足夠的資金，滇池是可以治好的。在他看來，資金不到位是目前滇池治理的最大困難。

　　今年8月初，昆明市關于出臺“向酒店入住者，每人每天征收10元滇池生態資源保護費”的“設想”，引發輿論嘩然。有媒體解讀，這一“設想”的背后是滇池治理的資金缺口。

　　滇管局相關人員亦透露，治理滇池的資金缺口一直都存在。

　　因此，侯明明提出，中央財政應加大對云南生態補償的轉移支付的力度，減輕地方財政的負擔。“長期以來，環境生態無價，資源低價，在市場經濟機制下，對從事保護的這一方來說，是不利的。在生態保護地區的老百姓，越保護生態反而越窮。我們要可持續發展，一定要進行生態補償，要讓越綠的地方越富，用經濟杠桿撬動人們的保護意識。”

　　2006-2009年間，侯明明在云南省貢山縣帶著研究生，研究貢山森林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功能。計算后得出，高黎貢山為貢山縣提供的生態服務功能價值3萬億元。侯明明把這個研究結果報告給云南省財政廳。他把3萬億的價值比作綠色銀行，這個綠色銀行為后人保存了生物多樣性的種子資源、涵養了水、調解了空氣。“云南省財政廳根據我的報告，每年向貢山縣財政轉移3個億，這個地方的3萬人靠著這3億，醫療、衛生、保險、教育，各方面公共服務都由政府買單，就可以守著森林。”

　　侯明明估算，青海作為三江并流地區，生態服務功能價值11萬億元，而云南因擁有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紅河4條國際河流和長江，生態服務功能大大超過青海，是青海的4倍，有44萬億元，而且，云南的物種從熱帶、溫帶、寒帶全部都有，比青海還多。

　　“云南把最好的稅種，煙草、有色金屬的稅都交給了中央，又為國家辦了4件國家必辦的"國事"—生態保護、守邊防、禁毒防艾、維護邊疆民族團結。這4件國事本應該由中央財政承擔。在轉移支付沒到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出臺了讓老百姓出生態保護費的笨辦法，社會反響不好。所以，希望中央理解地方財政的困難，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侯明明說。

　　治理賬本有待公開

　　其實，早在昆明市2009年公布的《云南省滇池保護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稿）中，就明確提出“昆明市人民政府設立滇池保護專項資金，主要用于滇池的保護和扶持流域范圍內群眾的生產生活”，其中資金來源包括“滇池生態資源保護費”。

　　昆明市前政協委員今年67歲的伍宗興曾是香港云通總經理，2007年退休后回昆明定居，并在隨后的4年時間里環行滇池55次，寫下40多篇環滇日記。除了為保護滇池呼吁、奔走，她一直向政府要求公開滇池治理賬本。“治理滇池的資金有中央來的，省政府來的，還有市里的，市里的錢就是我們昆明市納稅人的血汗錢，我們有權知道這錢去了哪里。”

　　伍宗興建議，“可不可以學香港做一個電子賬戶，所有的這些信息都是公開的，比如說買水泥，買了多少、花了多少錢，我們都有權知道。在香港，如果你覺得麻煩的話，還可以到最近的地區去，找信任的議員，他一定會告訴你的。這是絕對透明的。”

　　侯明明也表示：“長期以來，滇池治理的費用不公開，老百姓意見很大，還來收錢，憑什么收錢？必須公布錢的走向，使用目的、方法。中央不僅要加大投入，還要監督使用，滇池治理的規劃設計要進行生態化轉軌。生態轉移資金的績效考核，從各級政府都要來考核，錢到哪去了，干了什么事情，都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也有人士指出，滇池在治理過程曾經歷過多次換個領導就換個項目的現象，現在重復勞動相當多，浪費越來越大。現在的問題是，錢怎么用在正處的問題，這是個根本問題，不要做一些重復勞動。

　　“昆明這個城市還在擴大，但滇池水質總算穩住了。湖泊治理不是馬上突變的，也要慢慢變好，原來一點都看不到，現在能一點點看到了，藍藻暴發的時間也縮短了。最嚴重的5年前，從高空看，外海都是綠色的湖泊。關鍵要有好的規劃和計劃，還要有個能科學決策、嚴格執行規劃的領導。”郭慧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