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醫問藥，常會問有無副作用、是否會留下后遺癥。今后，發展經濟，也要多問問會不會留下后遺癥，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了這一要求。
GDP增速是每年經濟工作會議的最大懸念，今年也不例外。在7%到7.5%之間，很多機構都給出了自己的預測。
針對是否會調低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會議并沒有明確說明，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透露出了某些信號。會議提出，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
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也就是會議提出的“合理增長”的增速。那么，怎么才叫合理？按照中央的設計，合理區間的“下限”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是防通脹。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2014年宏觀政策繼續定調為“穩中求進”，這已是中央連續第三年將來年的經濟政策定調為“穩中求進”。強調“穩”，就要使經濟增長速度處在合理區間；強調“進”，就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但有別于往年，今年的會議提升了“改革創新”的位置，希望以此來促發展和調結構。這體現了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改革思路，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一脈相承。
改什么？發展方式、發展理念、發展成效評價都是題中之義。這些層面的改革見不到成效，就很難擠掉經濟增長的水分，很難消除增長的后遺癥。
應該承認，經過長時間的高速增長，我們在享受巨大發展成果的同時，也正在飽嘗后遺癥之苦。而且，我們當下做出的一些決策，也存在加劇這種后遺癥的隱患。
從過去的發展實踐看，發展帶來后遺癥的原因和表現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粗放式增長方式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二是盲目投資造成的產能過剩、地方債務等困境。
30多年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環境問題，已經進入了高強度頻發階段，大氣、水、土壤污染形勢嚴峻，資源環境瓶頸約束不斷強化，已經到了必須有所作為的關鍵時刻。
同時，由于盲目投資，不僅粗鋼、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就連一些新興行業也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利用率只有七成左右，已經到了必須下決心調整的時刻。
這些后遺癥嚴重制約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成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內部因素，也成為一些突出矛盾相繼爆發的潛在因素。
如何避免這些后遺癥？強化環保硬約束是關鍵性措施之一。正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那樣，要強化環保、安全等標準的硬約束，加大執法力度，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要嚴懲重罰。
應該說，在現在這個發展階段，強化環保硬約束，其影響早已超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范疇，已擴展至對發展理念的重新審視、對發展方式的改革創新、對發展成效的科學評價。
轉方式、調結構，是基于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主動調整。繼去年之后，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把調整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作為次年工作重點。
在這一過程中，提升環境準入門檻、強化環保硬約束大有可為，也是從源頭上預防發展后遺癥的不二之選。
經濟下行，對消除發展后遺癥是利好還是利空？結構調整難度是加大了還是減小了？環境保護是容易加強還是放松？有人說經濟下行為調整轉型提供了難得的窗口期，有人則認為經濟下行使得調整轉型的空間被壓縮。
后一種觀點更多強調了長期高速發展巨大慣性帶來的羈絆。樂觀的一面是，中央層面包括創新政績考核體系在內的戰略安排，正在致力于從體制機制層面掃除這些羈絆，為產能擴張和GDP崇拜的降溫創造了制度條件。
如果說前兩年我們對GDP增速放緩還有些不適應、不習慣，那么今后我們可能要做好長期中速增長的心理準備；如果說前兩年我們對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還能心存容忍，那么今后這種做法的可操作性正變得越來越窄。
對地方政府來說，有遠見的做法應該是，更好地發揮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盡快治愈已經存在的發展后遺癥，并盡最大努力避免可能出現的發展后遺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