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水污染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總體上我們可以按照“源頭減排，過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思路來解決。

我國平均每天要發生近5起水污染事件，全年共計1700起以上。當前，我國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時期，面臨著水資源短缺和水環境惡化的壓力和風險。維護中國的水安全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課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力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院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記者專訪時稱，中國當前對水污染治理認識不夠、急功近利、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完善；現行政策重末端治理，而輕源頭減排；地方政府出于對經濟發展的需求，對超標排放監管不嚴、處罰力度不夠，是導致當前污染局面的重要因素。

CEI：作為長期從事流域水循環及生態環境效應方面基礎研究的尖端科技人才，2009年你提出，我國水環境惡化趨勢還在加劇。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想弄明白中國水污染的現狀究竟怎樣？

王浩：經過這幾年的建設，我國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水污染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孕育了中華文明的長江流域、黃河流域，以及東北平原的三江流域、華南地區的珠江流域、華北地區的海河流域和華中地區的淮河流域，河流污染事件發生的頻率仍然比較高，江河湖泊整體污染還比較嚴重。

近年來，我國污水排放總量一直呈現上升趨勢，但污染物排放量呈現了下降趨勢。總體上，盡管污水收集率、達標排放率不斷提高，水污染負荷仍大大超過水環境容量。

根據《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1年和2012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分別為659.2億噸和684.6億噸。其中，2012年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2423.7萬噸，比上年下降3.05%；氨氮排放總量253.6萬噸，比上年下降2.62%。

2012年，新增城鎮（含建制鎮、工業園區）污水日處理能力1294萬噸、城鎮污水再生水日利用能力301萬噸；315個造紙、印染企業新建化學氧化深度處理工藝和回用工程；分別淘汰造紙、印染落后產能735萬噸、30億米。

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北諸河和西南諸河等十大流域的國控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68.9%、20.9%和10.2%。主要污染指標為化學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錳酸鹽指數。其中，長江流域水質良好，黃河流域輕度污染。

2012年，62個國控重點湖泊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湖泊比例分別為61.3%、27.4%和11.3%。主要污染指標為總磷、化學需氧量和高錳酸鹽指數。除密云水庫和班公錯外，其他60個湖泊（水庫）開展了營養狀態監測。其中，4個為中度富營養狀態，占6.7%；11個為輕度富營養狀態，占18.3%；37個為中營養狀態，占61.7%；8個為貧營養狀態，占13.3%。

CEI：造成現在水污染現狀的本質原因是什么？是政策、標準缺失還是環保水利部門監督檢查不夠？

王浩：我國水污染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自然環境演變與社會系統活動雙重影響，但根本原因是人為造成的，換句話說也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求和發展模式造成的。

尤其是在自然水體水環境惡化和突發水污染事件中，社會水循環的取水環節削弱環境自凈能力，排水環節增加自然水體中污染物濃度，人類活動的“一升一降”作用加速水資源演變，造成水環境惡化。同時，自然氣候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水環境問題的惡化，增加了水污染防治的難度。比如我國華北地區降雨量和徑流量大幅度減少，造成水體自凈能力下降。

總體上，近年來水污染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相關政策、標準不斷增加，同時相關部門也加大了監督檢查力度。但是，認識不夠、急功近利、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主管部門間不協調、中央與地方權責劃分和監管機制、流域上中下游之間協調治理等問題；現行政策重末端治理，而輕源頭減排；地方政府出于對經濟發展的需求，或與污染企業的經濟關聯，結果對超標排放監管不嚴、處罰力度不夠，遠遠低于達標排放的成本，以上問題使水污染現狀不容樂觀。

同時，現行污水綜合排放標準依據歐美上世紀的標準，以濃度控制為主，導致在排污密集區域即使達標排放，仍然加重了水污染；另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流域治理、企業參與機制和體制不完善、民眾缺乏、資金投入不足以及技術支撐體系薄弱等問題，使水污染問題依然嚴峻。

CEI：污染需要治理，我們國家在治理水污染方面存在哪些難題？關鍵在設備技術還是人才、制度？

王浩：我國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達94.1%，工業用水的重復使用率也達到83%。但是，已經退化的城市水體能否自凈達標排放的污染物還有待探討。農村生活污水、垃圾的處理處置率低和農業面源污染等現狀在短時間難以根本改觀，需要政策和資金傾斜、適用技術設備研發、技術人才培養和加大監督管理等措施多管齊下，才能有效改善農村水環境問題和區/流域水污染問題。

針對我國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環境體制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加大違法排污的執法力度，提高人民知情權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還水凈于民。總之，我國治理水污染難點首先在于科學認識城市和農村水污染問題，城市治理水污染應該加強基于城市水循環規律的水體退化、納污能力和恢復規律研究，農村治理水污染主要為污染物源頭控制；其次，需要加強環境法規建設、加大環保執法力度以及加強排污許可制度和環評制度建設，規避突發環境污染事件。
CEI：在治理污染的技術裝備方面，我們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存在哪些不足？應該如何趕上？

王浩：國產水處理設備的生產始于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當時產品的標準化、成套化、系列化水平都很低，定型產品較少。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水處理專用設備和與之配套的通用設備的生產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這一成績的背后，卻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同期興建的大批水處理廠中的70％用的是進口設備，鮮有國產設備。這不但浪費了我國大量資金，而且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污水處理設備的國產化發展。

目前，我國污水處理水平與國際先進設備相比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不足：從現有技術設備來看，單機產品多、系列化程度低、成套裝置少，難降解、高濃度有機廢水處理設備和高新生物技術處理設備匱乏，自動化信息采集、分析、預報一體化設備少，流域突發污染事件預警和應急處置能力薄弱。

從技術發展歷程來看，治污技術設備以引進國外成熟工藝為主，原始創新、自主化率不高，科技水平和運行管理先進程度低，污水處理廠出水水質差；從技術研發層面看，企業仍未發展成產學研體系中主陣地，技術研發周期長，產學研相脫離，成果轉化率低。

國產化設備要縮小差距甚至趕超國外先進設備，需要積極學習、鉆研，要腳踏實地地進行國產化進程。要借鑒先進國家的技術規范要求，逐步完善我國污水設備的監造要求，嚴格行業標準。建立規范的市場機制，實現行業中的優勝劣汰機制。引進技術，加快發展。加大對設備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并提高售后服務意識。加強行業國際國內的交流與溝通。調整利用外資的相關政策，推動發展國產設備。減輕我國污水處理設備研發與生產單位的稅賦，必要時給予技術與經濟支持。

CEI：要解決好我們當前的水污染問題，化解水危機，需要怎么做？

王浩：要解決好我們當前的水污染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總體上我們可以按照“源頭減排，過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思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從集水流域的角度入手防治流域水污染。現代流域水環境污染防治需要以流域角度的視野，從陸域入手，與流域水體結合，運用水動力水質模型輔助手段，形成流域水環境綜合防治模式。這種模式以流域水循環為基礎，綜合考慮流域水環境治理的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等。

構建流域水系統模擬平臺，實現全過程管理。借助現代GIS、遙感等空間分析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構建數字化流域管理平臺，結合源頭減排、過程控制、末端治理，建立高效的流域水資源與環境管理模式。

加快流域水污染監測的現代化進程。通過水質自動監測技術可以實現水質的實時連續監測和遠程監測，及時預警預報重大水質污染事故，監督總量控制制度落實情況、排放達標情況等目的。

進行全方位動態水污染綜合調控。從流域水質水量耦合的角度，進行多要素、多環節的綜合調控，實現流域自然與人工“二元”系統的和諧統一。落實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嚴格控制入湖排污總量。落實資金、行政、法律保障。

CEI：你之前多次提及中國現行有關水污染的標準是歐美上世紀70年代的排放標準，忽視了中國基本國情，缺乏科學性。該標準多年未修訂的原因是什么？應該如何提升？

王浩：中國現行有關水污染的標準制定參照了歐美上世紀的排放標準，以排放濃度控制為主，難以適應總量控制的要求。如果按照排放標準進行濃度控制，而不考慮水環境承載力，即水體納污能力，即使達標排放，也會使水污染加重。

長期以來對水污染末端治理重視，而不注意源頭減排，使得該標準多年未修訂。應當按照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中的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要求，根據水體功能的水質要求及其自凈能力，核定水功能區納污能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總量，并倒推至排污口，采取相應削減措施，才能解決部分水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