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多年以后，張藝謀與鞏俐再度攜手拍攝《歸來》，希冀打造一部傳世之作。環境產業同樣上演了一部“歸來”，主角是技術，然而卻在顛覆經典，褪去原來的“高大上”，演繹屌絲如何逆襲。
這真是一個好現象，技術本應是環境產業的立足之本，現象背后是政策、社會、公眾、資本的各方助力，眾望所歸。
中國水網/中國固廢網/中國大氣網總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環保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傅濤判斷：中國環境產業即將進入技術革命時代。依據是，伴隨著環境產業向縱深發展，產業重點從無害化治理向資源化方向延伸，需要更多的技術作為支撐。
因此，技術創新層出不窮，產業更多的話使權移交給優秀的、具有科技創新能力的公司。這種繁榮譬如武則天號令下的冬日百花，不僅驚艷，而且稱奇，技術創新跳出窠臼，顯得活力十足。
誰是推手？
“創新是找死，不創新是等死”，技術界體會尤其深刻，每一次新技術出現都足以吸引業界的眼球。
比如建設中國污水處理概念廠的宏偉藍圖。歷經百年風雨之后，活性污泥法是否將成為明日黃花？中國的環境技術歷來沿襲世界老路，但習總書記近日提出“不能用別人的昨天打造我們的明天”，在政策的引導下，這種因循守舊是否將被終結？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國家環境保護技術管理與評估工程技術中心主任王凱軍說“水業的拐點已經來臨”。2014年年初，他與5位國內知名專家聯合提出了《建設面向未來的中國污水處理概念廠》，目標是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建設一座（批）面向2040年水處理需求的先進污水處理廠，引領中國污水處理事業的跨越發展。
這標志著我國環境技術迎來了一個理念創新的階段。
另一方面，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已漸成型，在2014（第八屆）環境技術產業論壇上，有更多的企業家談論技術創新了。與專家們源于大局觀的創新不同，企業創新更多來自于生存發展的原動力。北京賽諾水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吳紅梅坦言，企業家的血脈里多含有不安分的因子，“懷著不斷改變自己、重新實現自己的自愿”，而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執行總經理于家伊的回答更加直接：“創新能夠使企業站在一個更好的位置上”。
臺灣黎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出新穎厭氧氨氧化技術——污水處理SNAD技術，該技術結合硝化、厭氧氨氧化及脫硝作用于單一反應槽，獲得了美國、臺灣及中國專利，雖然很多同行在研究同類技術，但董事長黎德明自信地認為“我們研發的技術比老外的更厲害”。
杭州求是膜技術有限公司發明的砼式膜同樣引人矚目。砼式膜被譽為中國原創發明的中空纖維膜的更新換代產品，雖然這項“肉里加金”的技術還有待更多的工程檢驗，但它使用壽命長、可耐受復雜水源等特點已廣受肯定。中國工程院高從堦院士為其背書：“求是發明的砼式增強中空纖維膜填補了國內外空白，使我國的中空纖維膜技術水平處于世界前列。”
這些例證表明，有更多的環境企業重視研發，而且是自主研發。雖然還存在資金、人才的不足，但企業選擇站在技術的高地，以微創新、迭代創新、集成創新等方式，以“研發一代、生產一代、銷售一代、處置一代”的旋律奏響了環境技術革命的序曲。
做“對”的技術
從技術研發到轉化成產業生產力需要經過漫長的過程，其間應注意幾個方面：一是技術的適用性，二是關注技術系統化需求，三是凸顯技術的差異化優勢，四是加強技術合作，產生聚合效應。
一句話，環境技術進入產業時代，要與市場緊密結合，不能為技術而技術，不能“自嗨”。
以目前最具想像力的農村市場為例。我國現有行政村55.6萬個，據測算，每年生活垃圾排放量約1.5億噸，生活污水排放量110億噸，但是處理率很低，垃圾收集處理率只有35%，污水處理率8%，此外，40%的村莊沒有集中供水。
雖然很多企業針對農村市場開發了小型化、模塊化、設備化、自動化的技術和設備，但真正制約農村環境治理的不是技術，而是影響技術的其它要素。“當一個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的時候，它一定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青島天人環境工程有限公司總裁曹曼認為。
住建部村建司司長趙暉認為，農村環境治理還不到規模化推廣階段，瓶頸在于企業的投資收益不成正比。因此，農村治理技術的經濟性更加重要。為形成規模，降低單位成本，政府部門正在嘗試“常熟模式”，建立城鄉統籌管理方案，統一規劃、統一安排資金，跨鎮建設治理設施。
另一方面，技術的系統性更受重視。系統不僅是產業之內的，還可以是跨界的。嘉博文利用餐廚廢棄物制備生物腐植酸肥料，為肥料產品尋找出路，需要在環保、農業不同產業之間實現技術、產品標準的對接，完成跨系統的技術平臺的搭建。
企業需要憑借技術能力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國際老牌水務公司法國威立雅近年專注研發水中藥物殘留去除技術，推出了ACTIFLO Carb工藝。該工藝由粉末活性碳預處理池、混凝池、絮凝池、沉淀池組成，可有效去除難絮凝有機物、殺蟲劑、內分泌干擾素、味和嗅等，將有機碳（TOC）從15毫克/升去除至2毫克/升，代替了臭氧活性碳工藝，投資減少30%。威立雅水務技術亞洲技術總監陳曉華強調，企業技術研發應“找對熱點，做出差異”，即使差異不大，也可使你在同類競爭中脫穎而出。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文劍平認為，技術實現產業化不可忽視的途徑就是合作，“作為技術專家不僅要了解技術的前景，更要明白技術的局限。”
普拉克環保系統北京有限公司總經理趙英杰打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方，就像做鞋一樣，環境企業原來熱衷于做全產業鏈，鞋幫鞋底都自己做，但是“這種模式可能適合某種企業，不適合所有企業”，在產業細分時代，大家應該學會合作，“投資者可以把技術整合在一起，哪里有市場，技術就匯集在那里。”
傅濤曾表示，“專業化分工催生了企業合作，中國水業重回戰略合作時代”。在新形勢下，企業之間將在公司、項目、技術各層面展開更深入的合作，在生態修復、土壤污染治理等新興領域，還將涉及環保、生態、水利、農業的跨界整合，做好技術創新是其中的一個關鍵所在。
未來風向標
360公司董事長周鴻祎曾經說過一句讓技術人員很不爽的話：忘掉技術導向。原因是，互聯網時代用戶體驗比技術創新更重要，很多以技術為核心的公司已經敗給了重視用戶體驗的公司。
互聯網對環境產業的沖擊也已悄然來臨，有行業人士感嘆：“你可以不理互聯網，但是卻阻擋不了互聯網影響到你。”
首先是大數據對環境技術的影響。
2013年，博天環境提出“十、百、千計劃”，通過對20年項目數據的分析，確定出10項工藝技術路線、建立100項企業標準規范、總結項目中出現的1000個問題，這使由積累形成的個人經驗迅速形成行業財富，技術內核從霧里看花到一目了然；
其次是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擁有170年水務咨詢經驗的臺灣美華集團，利用大數據和信息化技術為產業提供水務資產管理服務，為企業決策提供精準的數據分析；
還有物聯網對服務界面的改變，等等。
移動互聯網對業態的影響更加深入。金科水務副總裁王同春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原來在機場看見歐美人習慣于抱著書看，而中國人卻熱衷于聊天、看手機，覺得我們中國人太差勁了。但是一次在馬德里的會議臨時改期，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看到通知，而歐美人卻還站在那里等。每當新的時代來臨，就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機會。他呼吁：“移動互聯網正在縮短強與弱的差距，同志們，機會來了！”
傅濤提出了他的“廣場理論”。他認為，移動互聯時代推動了傳統營銷模式向社會化營銷模式轉變。他將傳統營銷比喻成禮堂，所有人都在聽拿著話筒的人講，但是社會化營銷卻是拆禮堂建廣場，每個人都有話語權，“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去高大上，只有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體才能擁有更多的聽眾。”
這個時代堅持“高大上”、不考慮公眾心態的變化是不行的，傅濤認為，公眾的參與意識加強，推動環境產業從二維向三維轉型，要充分考慮公眾的認知體驗，“雖然感知不等同于事實，但是在移動互聯時代，感知的作用大于事實。”
另一個將對產業產生深遠影響的是藍色經濟理念。藍色經濟是聯合國環境署資助完成的一項世界環境課題，在世界經濟不再受到污染排放困擾的前提下，設計出的一個綜合解決方案。傅濤認為，藍色經濟與中國提出的循環經濟的區別在于，循環經濟僅指物質循環，而藍色經濟包含了整個生態經濟的大循環。
傅濤分析，在傳統觀念中，環境產業是一個末端產業，但藍色經濟“讓我們眼界更開闊了”，教會我們如何從自然循環中獲得價值，就像一棵樹苗沒人管理，50年后它自己長成了參天大樹，“這就是生態的價值，生態循環能夠放大我們所把握的價值。”
但是當前的現狀是，自然界的生態循環被割裂了，誰都無法享受到生態價值放大所帶來的益處——需要把生態系統重新連接起來，“環境產業就是處在這個重要節點上，如果生態系統真正循環起來，可能就沒有環境產業了，也許環境產業吞并很多產業，也許環境產業融入到傳統產業中，但我認為這是環境產業未來的一個方向。”傅濤說。
“我們應該學會順勢而為，學習借鑒自然界生物共存共榮法則，在經濟領域獲得可循環的價值，這是藍色經濟理念的精髓。”傅濤指出。
基于這一理念，E20環境平臺推出了生態族群和環境醫院，兩者皆致力于促進專業公司的合作，通過加長產業鏈和服務鏈形成新的市場，生態族群共享增量收益。此外，他提出，研究促使生態循環的技術、突破制約各個節點的技術、借助自然界力量把循環點拉長的技術，是環境技術的幾個方向。“未來，誰能夠在產業應用領域中通過利用自然之力獲得生態循環的能量，誰就有可能在競爭中處于不敗的地位。”傅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