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一份環評報告書批復在媒體上炸開了鍋——環保部否決了重慶曾力推的小南海水電站項目。恰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四川團的瀘州市長劉強、宜賓市長徐進都反對重慶修建小南海水電工程。

“小南海”因掛鉤了川渝兩地生態補償和“薄熙來時代”標簽，引發全國關注。但筆者更看重的是，環保部對單個建設項目環評，罕見地不留任何余地——不得在“自然保護區范圍內，再規劃和建設……涉水工程”。無論是再補充環評或者撤回重報都不允許，無論是此工程還是彼工程都不允許，無論是這次還是今后都不允許!毫無疑問，這一表態會把環保部與重慶市的分歧公開化。

傳統上，中國人講求“和為貴”，只要不撕破臉，臺面下怎么爭都無所謂。這種公開否決的函件，常被視為容易“得罪人”。無獨有偶，隨著福建漳州的騰龍芳烴項目發生漏油著火事故，環保部11個月前給國家發改委的公函，這兩天也被拉扯到臺面上，環保部稱國家發改委未經規劃環評而批復《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總體發展規劃》的審批行為“違反《環境影響評價法》”。

此類“省部之爭”“部委之爭”時常被冠以“掐架”之名。“看好戲”的社會情緒，加之互聯網的“光速”傳播，使得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對待彼此分歧時戰戰兢兢，畏畏縮縮。他們既要依法依規，又要維護部門利益，還不能引爆所謂的“負面輿情”或破壞內部團結。通常情況下，這種環評批復或溝通函不會主動向社會公開，需要公民和社會組織去“經申請公開”，有的甚至“申請也不公開”。

表面看來，項目和規劃批起來順暢了，政府內部的關系“和諧”了，但也為日后決策回溯和責任追究留下隱患。一位北京大學的環境法學家曾告訴筆者，某市環保部門把某個大企業污染關停問題的報告提交給市政府，但市政府不收，最后出問題了，政府反過來說：你怎么不報告?要問責!正是這密不透風的決策鏈條，使我們無從判斷這背后是否存在失職瀆職、權力尋租問題，更無從在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之間厘清權責邊界、不再重蹈覆轍。

吃了那么多次虧，環保部門明白了，當自己不掌握項目和規劃決策的主導權，向上級“哭窮”“示弱”用處不大，唯有信息公開才是“殺手锏”。日本環境廳(相當于中國環保部)的環境大臣(相當于部長)雖然有時也頂不住內閣其他成員(比如通信產業省)的壓力，但他們可以在審批完成前召開媒體或社會通氣會——只要干預者站不住腳，無需環境廳反對，社會公眾和國會議員自會發聲。換句話說，公共力量替行政力量完成了決策糾偏。

相對的，信息公開也是對環保“把關權”本身的監督。不少決策部門官員私下議論，環保部門濫用環評，結論專斷，甚至有自己部門利益。既然吵架的群友可以在微信群里公開聊天記錄，供大家評判是非曲直。只要不涉及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省部、部委之間為何不能公布它們的“聊天記錄”?如今，環評“兩頭不是人”，各方互相認可就被懷疑沆瀣一氣，互有分歧就被說“利益之爭”，有關部門何不占據證據優勢，換回社會公論?

也許官員們仍有顧慮，但政府內部圍繞環評“掐架”，真的“家丑不可外揚”嗎?實際上，在行政權內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相互制約，早被寫入歷屆黨代會、人代會報告中。這種制約，當然包括環保部門對審批部門涉及環保決策行為的監督。這種監督，有時候是論證會、審查會上的分析研討，有時候是公文流轉中的字斟句酌，只有在最激烈的時候才會公開分歧。由此可見，如果按照正規流程走下來，公開分歧已經成為環保“守門員”的最后一道防線——防線一破，環境風險，生態威脅，勢不可擋。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要求，要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度。守得住門，兩家都可免于日后被追責。

重慶小南海水電站環評被否，不會是最后一次環評“掐架”，環保領域的權力制衡正在成為新常態。如果決策方更加開放，監督方更加透明，公共輿論更加平和、理性，越來越多的人會相信，中國式環評不是權力尋租的工具，更不是可有可無的“過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