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5年馬化騰在兩會上提交了關于“互聯網+”的一份提案之后，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第一次將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并在3月15日例行的記者會上特別提出，“我想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順勢而為，會使中國經濟飛起來”。

一時間，“互聯網+”到處橫飛。先是一家國內咨詢公司（易觀）自稱在2012年年底就率先提出了“互聯網+”概念，在2013年的騰訊WE大會上，馬化騰也提及這一說法，并將這一提法寫進了他今年提交人大的提案《關于以“互聯網+”為驅動，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建議》。筆者2014年參加網易的“未來科技峰會”，也是以這個概念為主題的，可見，在總理將“互聯網+”納入國家重要發展戰略之前，這個概念在業界并不陌生。

“互聯網+”究竟是個什么東東？IT領域向來擅長制造新概念，從早年的“互聯網基因”到近年來廣受爭議的“互聯網思維”，從當年的“物聯網”“云計算”到熱得燙手的“大數據”“O2O”。如果“互聯網+”也注定是個概念筐的話，那么我們該往里面裝進些什么呢？

互聯網應成為“自來水”

關于“互聯網+”的概念內涵，首先要界定的第一個問題是，它是應該作為一種惠及所有國民的、便利可用的公共基礎設施而存在，還是只是一些私營部門借助這些新技術得以迅速發家致富的獨門秘笈？

以互聯網的發源地美國為例。美國著名商業史學家錢德勒在《信息化改變了美國》一書中，將人類的近代史分為商業時代（18世紀中期之前）、工業時代（18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期）和信息時代（20世紀晚期之后），如果說美國在18世紀的商業時代通過“信息民主化”的相關立法培養了“知情公民”，為后來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更廣泛的智力支持和公眾動員的話，那么19世紀美國鐵路、郵政和后來的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的普及，則以更低廉的信息傳播成本“將各種各樣的知識傳播到了美國的每一個角落”，從而為信息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創新的基本土壤。

20世紀出現的數據處理技術，演變為美國帶領的20世紀80年代全球個人電腦革命，直至90年代企業內聯網演進為公共互聯網觸發了“新經濟”奇跡，在美國，這一系列表面表現為私營部門的創新貢獻，背后都離不開國家強有力的政策、法律和資金等相關的資源支持，從80年代初對于AT&T壟斷電信市場的拆分，到90年代的新電信法和國家“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為美國在全球市場上輸出信息技術和重新塑造國家競爭力提供了發展空間和物質前提。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比照，就可以發現，如果視互聯網為一種類似自來水的公共服務設施，我們和美國的落差是何等巨大：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的網民普及率還不到48%，農村的網絡普及率還不到30%，美國已幾乎是“全民上網”，智能手機用戶數接近5億；在信息技術輸出和互聯網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等方面，美國幾乎掌控了這一領域的大半壁江山，中國除了極少數像華為、聯想這樣走出國門的優秀企業之外，沒有什么亮點。

作為一種國家最基礎的信息服務建設能力（Infrastructure），信息社會的一種典型經濟形態就是“服務業成為主業，人口居住則更加郊區化”，眼下中國社會的特征是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雜陳其間，像一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纏繞的彩色緞帶。

農業的現代化還遠未完成，工業的不同行業發展水平良莠不齊，信息化領域的數字鴻溝更是差別驚人，且不論那些還遠離互聯網的農民兄弟、盲人或者老年人，我們的“知情公民”和“公民教育”依舊遠遠落后，就此而論，“互聯網+”的首要前提是提供這一公共技術服務能力的普及化水平，如果我們手中的互聯網運用還不能像擰開家中的自來水龍頭那樣方便和觸手可及，我們離“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那個理想的創新社會還很遙遠。

信息化與智能化

關于“互聯網+”，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緊接著推動產業結構進步的一段論述之后，原文是這樣描述的：

“新興產業和新興業態是競爭高地。要實施高端裝備、信息網絡、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航空發動機、燃氣輪機等重大項目，把一批新興產業培育成主導產業。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國家已設立400億元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要整合籌措更多資金，為產業創新加油助力。”

如果我們再聯系上一段關于中國制造轉型的描述：“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開發利用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技術，著力在一些關鍵領域搶占先機、取得突破。”不難發現，這里的“互聯網+”討論的不是別的，正是指通過運用信息技術，提高我們國家工業化的整體水平、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的能力。

在此之前，我們國家早在十六大就提出了“信息化、工業化相互帶動和促進”的國家戰略，并在2001年成立了總理牽頭的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2008年則組建合并了新的“工業與信息化部”。這些戰略和部門設置對于推進信息技術在國家范圍內的使用居功至偉，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行政體制依然遺留著“九龍治水”的計劃經濟時代痕跡，今天的互聯網領域相關主管部委依舊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這也是當年的“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不久之后就發現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技術，互聯網的本質是一種媒介交通，本身就有“觸媒”特征，即滲透進入每一個行業并引發“化學反應”，從而生成新的“形態和組織特征”。

2001年，有“智慧島”之稱的彈丸之國新加坡，就意識到利用信息技術會聚促進商業會聚和大規模產業重組的機會，使計算、通信和內容相互滲透，并充分考量到技術會聚和商業會聚所帶來的新的產業融合和沖突，因而當時就在新的政府設置中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新聞、通信和藝術部，將原先的IT、電信、新聞和藝術等納入一個單一的國家行政機構。

看看不久前交通部部長楊傳堂關于出租車改革和專車服務的一番表態，就能預見到這種信息技術和傳統產業的融合之路，在中國首先遭遇的是來自政府的行政管理慣性阻力和利益糾葛。由此來看，這條“互聯網+”之路，雖然總理特別點名了幾大行業優先融合和發展（商業流通、制造和金融），但一定是“道阻且長”。

從PC、移動到智能互聯網

“互聯網+”中的“+”號，本質上是援引了IT領域一種傳統的標注產品更新升級的符號,就像“iPhone6+”就是iPhone6標準版本的升級版一樣，它的屏幕會更寬大、當然也價格更貴。

某種意義上，互聯網也需要不斷升級，“互聯網+”就是前兩代互聯網PC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未來升級版——3.0版的智能互聯網。

什么是更加智能化的互聯網。喬布斯喜歡的圖形界面和觸控板只是開了個好頭。比起原先Windows的代碼，所見即所得和手指觸摸，是我們用視覺和觸覺來感知互聯網的手段之一，真正的智能互聯網一定是可以實現對人腦的深度學習和互動，就像麥克盧漢想象的那樣，能夠調動包括嗅覺、聽覺和味覺等人類所有的一切感官機能在內的新一代互聯網絡。

“以通信和社交為核心平臺，以微信和QQ為平臺作為連接器，希望搭建一個最簡單的連接，連接所有的人和資訊、服務。”這是馬化騰的騰訊“互聯網+”升級版。我們的“互聯網+”呢：打開電腦，就能聞到對方身體的香味；即便幽居鄉村，你也能坐享九天云外WIFI衛星帶來的上網樂趣；你甚至可以用舌頭嘗嘗互聯網的味道；或者讓網絡里的智能小伙伴幫你寫一篇發言稿……你就從此處，開始暢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