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海水淡化設施，至2015年天津計劃海水淡化產能翻一番，達到48萬噸/日。

要南水北調，還是要海水淡化？這是個真問題，北京的供水危機已近臨界點，如果一時不可得兼，有所輕重緩急是在所難免；這是個偽問題，因為供水危機必將長期存在，“沒有哪一種單一水源方案能夠保障供水安全”。

北京，望海止“渴”

因為“饑渴”難耐，北京坐不住了。2011年6月14日清晨，一支來自水務、城市規劃等機構的12人調研隊伍，奔赴數百里之外的河北曹妃甸、天津兩地，掂量淡化海水入京的可行性。

這個夏天，連續12年的干旱將北京推上了300萬立方米的日供水極限，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標準十分之一的北京，陷入極度危險的水危機。

就在一個月前，5月9日，北京市明確提出，要把引黃入京、海水淡化和巖溶水利用納入戰略規劃并抓緊落實。這是北京第一次明確將海水淡化列入戰略水源，落實只是時間問題。

而這次低調的調研，對于曹妃甸和天津而言，更是場遲到的問計。

早在2006年，海水淡化只是作為曹妃甸工業區循環經濟產業鏈中的一環，用作電廠冷卻水，但設計產能卻遠超工業自給。于是，工業區管委會委托天津海水淡化與綜合利用研究所（下稱“天津淡化所”），醞釀北京輸送工程的預可研報告。當年的報告證實，曹妃甸已具備百萬噸淡化海水的生產和輸送能力。

此后幾年，曹妃甸頻頻示意北京。“如果北京市現在下決心，2013年就能供上水。”現任曹妃甸工業區管委會副主任朱越杰不改初衷。在他的計劃里，用兩根直徑1.5米左右的管道通過兩級泵站，就可以把渤海的淡化水直接送到220公里外的北京東四環。

另一個淡化水重鎮天津，目前已擁有北疆電廠和大港新泉電廠兩個全國最大海水淡化項目，每日產能占到全國的1／3。按天津市水利科學院總工程師周潮洪的說法，淡化海水大規模進入市政供水“還懸在那兒”。不過，天津仍明確計劃到2015年，淡化水產能再翻一番，達到48萬噸／日，“有可能會往北京送”。

新一輪的城市水危機，令海水淡化的春天似乎呼之欲出。4月，科技部一官員曾在一個海水淡化的國際研討會上透露，中國目前正在建設若干個5萬噸以上的大型海水淡化項目。而正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編制的海水淡化“十二五”規劃中，一批國家級海水淡化產業基地，有望誕生在天津、大連、青島等沿海城市。 

               海水淡化PK南水北調

但北京市水務局宣傳處處長俞亞平的解釋顯得干脆，北京市從二三十年前起，就因缺水開始關注當時還屬于前沿的海水淡化項目，這次的12人調研其實并無特殊之處。

態度如此謹慎的背后，多少是對淡化海水的高昂成本的顧慮，這也是其一直“只能微波蕩漾，不堪擔當重任”的癥結所在。

目前，曹妃甸的淡化海水價格已宣稱低至不到6元／噸，且有望進一步降低。在天津淡化所原所長李長建看來，水價構不成海水淡化的真正軟肋，尤其與北京一直期待的南水北調工程比較而言。他回憶，2002年前后曾在報紙上看到當時的水利部領導稱，南水北調的噸水成本，如果包括沿途征地、移民、管理以及調水造成的生態損失，會在20元左右，“如果真是這樣，海水淡化成本再高也到不了20元。”李長建感慨。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都未曾公布水價成本的準確構成。這使得，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調的水價比較，陷入糊涂境地。

2011年4月1日，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董事長王會生在《人民日報》的撰文，稱海水淡化技術已具備規?；瘧玫臈l件，其成本費用與遠程調水相差不大，建議在進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決策時，將其與海水淡化進行比較研究。

國開投正是中國國內最大的海水淡化項目——天津北疆電廠的投資方，此刻高調造勢，多少是瞅準了南水北調延期后北京供水的意外缺口。

2008年底，當時南水北調建設委員會將中線一期工程調長江水入京津的時間，由2010年延后到了2014年，而東線一期工程，其通水時間也后調六年至2013年。中國水利企業協會脫鹽分會秘書長郭有智，在南水北調延期消息蔓延的2009年，曾去北京市水務局詢問首都的缺水狀況，他的朋友說“太緊張了，都不能說”。

同年，郭因為建議盡快上馬海水淡化項目以解北京水困，當選2009年度《科技日報》評選的年度人物。同時入選的還有袁隆平和鐘南山。

也是從2009年起，南水北調和海水淡化的利弊比較，在各個層面上展開。2010年6月，有關南水北調入戶水價將高達8元到10元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作為主管的南水北調辦公室不得不出面辟謠，并在2010年底組織調水、淡化兩個領域的專家座談，集中討論成本下降空間以及輸送可行性等關鍵問題。

迄今，南水北調究竟水價幾何，仍在工程動態投資和國家政策之間變動。“南水北調的水價既算不清楚，也沒人去算。”一位了解南水北調辦公室調研過程的行業人士表示。 

           而調水和淡化水孰優孰劣，開始越辯越不明，以至最終出現“調水派不屑于比較、淡化派則不愿比較以避免人為對立”的局面。2010年冬天，南水北調辦公室組織召開的座談會上，盡管民意熱衷，但會上卻并未有任何南水北調和海水淡化成本的直接比較。

國家海洋局一官員，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多次考察沿海早期的海水淡化項目。他無意質疑南水北調的經濟性，卻對東線工程心存疑慮。東線主要向天津和膠東地區供水，這一區域正好是黃、渤海沿海地帶，“解決沿海地區缺水問題，為什么要舍近求遠？”

這位官員還直言不諱，從歷史上看，幾乎所有東西向的平面調水工程都證明不成功。這個不成功的名單中包括引灤入津、引黃濟青、引碧流河入大連。

周潮洪剛剛參加完天津市發改委組織的又一輪海水淡化調研，她無意比較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調的優劣，只是一再強調，“沒有哪一種單一水源方案能夠保障供水安全”。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幾天前，中國脫鹽協會（CDA）剛剛拿掉戴了六年的“籌”字帽，正式成為中國首個脫鹽行業協會，實際上也就是海水淡化的行業協會。

脫鹽協會最終拿到的民政部注冊批文上，寫的是“中國水利企業協會脫鹽分會”，掛靠單位是水利部。但按照國務院“三定”方案，海水淡化相關事宜的主管單位卻是國家海洋局。“我們一直在找婆家，過程中比較糾結。”郭有智解釋說。

“從水資源統一管理的角度看，水利部似乎是更適合的管理部門。”有業內人士如是評價。

上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將海水淡化技術應用于海島、軍艦。但直到2000年之后，由于企業力量的參與，多套大中型海水淡化裝置才在沿海電廠等企業建成并成功運行。

但迄今為止，九成的海水淡化項目都是企業自用，遑論大規模接入市政管網作為民用。在“淡化界”看來，正是因為淡化水始終沒有納入國家水資源整體規劃。究其原因，無論國家還是地方解決缺水思路的首選，仍是開采地下水和調水。“調水是國家工程，投入頗巨，哪個市委書記會傻到不要南水北調而要海水淡化？”李長建分析道。

天津市膜科學與海水淡化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王志則希望，國家能給予海水利用工程與國家公益性水利工程同等地位，將海水淡化納入國家水資源配置體系和區域水資源規劃，同時能夠出臺政策支持沿海地區優先使用淡化海水。 

             根據中國脫鹽協會的統計，中國現有海水淡化裝置69套，設計產能約68萬噸／天，實際運營的大概只有四五十萬噸／天，每天產量甚至不如中東一家淡化水廠的規模。而只要留意2005年出臺的《海水利用專項規劃》就會發現，當時的規劃相當雄心勃勃：2010年達到80萬－100萬噸。

情況正開始變化，南方周末記者輾轉獲悉，國家發改委正牽頭組織編制海水淡化的十二五規劃，不日即將出臺。相關人士透露，原本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中有關于海水淡化的表述，因一章內容不足以涵蓋，遂單獨編制，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而早在2010年4月，規劃編制過程中，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還專門在湖北恩施開會討論海水淡化相關的配套財稅措施。科技部則已經編制完成了促進海水淡化科研和裝備的十二五規劃初稿。

中國脫鹽協會現在的樂觀預期是，未來五年中國的海水淡化產量將達到140萬噸、在建50萬噸。

而李長建則時常想起2002年前后的一樁事，大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當年，科技部推行科研機構企業化改制，當時被認為沒什么用的天津淡化所，差點被推出門外自謀生路。而另一家海水淡化處理技術的科研機構——杭州水處理技術研究開發中心，則最終被公司收購，轉制為企業。

“如果那時能把天津和杭州兩個所合并，科研力量會比今天強很多。”李長建不無遺憾。

至于海水淡化是否真能迎來春天，他歸結為是否急需，“如果南水北調過不來，北京密云水庫的水干了，那時就會不計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