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敵之手,華為何為
2010-08-06 10:23 分類:企業專欄 來源:時代周報
隨著華為在海外的飛速擴張,越來越多的煩惱不期而遇。
剛與摩托羅拉無線網絡基礎設備業務失之交臂,華為又被這個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公堂。不久前,摩托羅拉在美國當地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華為竊取商業機密。
這并不是近段時間華為遭遇的所有麻煩,歐盟針對中國數據卡同時發起反傾銷及保障措施調查,以及印度“黑名單”事件,都給華為帶來諸多麻煩。
種種事件說明,華為海外之路并不平坦。這也是高端“中國制造”走向世界遇到的難題之一。
沒有永久的友誼,只有永久的利益。
7月16日,在伊利諾伊州北區法庭起訴Lemko公司和十余名前摩托羅拉員工兩年后,摩托羅拉將華為增列為起訴對象,而此前,摩托羅拉與華為兩家公司在OEM(代工生產)方面合作多年。
“訴訟營銷”
根據國外媒體所披露的訴狀,摩托羅拉稱,12名前雇員在2002年仍受雇于摩托羅拉時就建立了與其競爭的Lemko公司,并在此后五年間竊取商業機密,其中一些機密據稱轉讓給了華為。
其中,現任Lemko首席技術官的潘少偉是Lemko與華為之間的主要聯系人,2001年,潘少偉結識華為主席任正非,并在2002年8月向任正非匯報了巴西、印度等市場對摩托羅拉部分最新產品的反應。
在摩托羅拉幾十頁的起訴文件中,還有更多的細節暴露出來,指控的人員也均以實名,而在法院文件里面,還包含有Lemko方面的辯解。
Lemko稱,摩托羅拉起訴的原因是要打壓Lemko,因為后者在摩托羅拉過去忽視的一些技術領域取得了先機。潘少華的辯護律師也曾表示,潘所掌握和出售的技術是他在離開摩托羅拉后自行開發的,知識產權本就歸潘個人所有。
對于摩托羅拉的指控,華為的態度則顯得非常堅決。7月23日,華為相關人士回復稱:“摩托羅拉的起訴是毫無道理并且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
華為表示,針對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華為將積極捍衛自己的名譽和權利,而華為一方面尊重知識產權所有者的權利,另一方面同樣會竭力維護自己辛苦建立的知識產權。
此外,華為還表示,其與摩托羅拉公司簽有協議,允許摩托羅拉轉售華為的無線通信設備。華為與Lemko公司也簽有OEM協議,允許Lemko轉售華為的無線基站設備,“我們與Lemko公司之間沒有超越經銷商協議之外的任何關系”。
“這個案子剛剛開始,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美國安吉利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加州著名知識產權訴訟律師詹姆斯·奧特森(James Otteson)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竊取商業機密與商業間諜或者盜竊罪有很大區別。高科技企業人才流動非常正常,各家企業搶奪人才,失利一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起訴對方竊取商業機密,類似案例汗牛充棟。
但詹姆斯·奧特森對于案情顯得比較謹慎,他表示,一個關鍵的證據或者訴訟律師一個大的失誤,都有可能徹底影響整個案件的發展,現在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摩托羅拉告了華為,僅此而已,但華為必須極其認真地對待,而商業訴訟,只是商業行為,這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華為已經成為真正的國際公司。
后來者華為
事實上,華為近年來征戰海外市場,市場份額早已今非昔比。在競爭對手的眼中,華為已經變得越來越危險。
1988年,任正非在深圳成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正式營業,業務為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換機,但在代理業務顯露出下滑跡象時,華為將賺取的錢投入到了自主研發之中。
1995年,華為成立知識產權部,并在北京設立了研發中心,當時的華為已經意識到了未來國內市場競爭的慘烈以及進入國際市場的戰略意義。華為的第一站選擇了香港,1996年,華為與和記黃埔簽下了合同,為其提供固定網絡的解決方案。
在香港市場取得成功后,華為開始考慮其他市場,這其中就包括俄羅斯、拉美以及非洲。1997年,華為在俄羅斯與當地企業建立了貝托華為合資公司,由俄羅斯貝托康采恩、俄羅斯電信公司以及華為合資建立,這也是華為仰仗的本土化平臺。
不過,拉美市場開拓的難度比俄羅斯更大,1997年,華為在巴西投入3000多萬美元建立了合資企業,隨后,華為在多個拉美國家里面設立了代表處。2003年,非洲市場被華為成功打入,而與此同時,華為在東南亞的擴張中也收獲頗豐。
2002年,華為的海外收入達到了5億美元;2003年,達到10億美元,占總收入的30%。
華為同時也打入了發達國家,據資料顯示,2001年,華為以10G SDH光網絡產品進入德國為起點,與當地著名代理商合作,成功進入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等發達地區和國家。
華為的進入,擠壓了歐洲一些企業的生存空間。
今年,比利時一家名為Option的數據卡廠商向歐盟申請反傾銷調查,6月30日,歐盟正式對中國數據卡同時發起反傾銷及保障措施調查,而在這其中,華為與中興所占份額最大。
發起申請的比利時Option公司稱,2006年,其曾一度占據72%的市場份額,但隨后市場份額急劇下滑,目前只剩5%。
相比之下,華為、中興的數據卡業務在全球市場節節攀升。根據咨詢機構Frost & Sullivan向本報提供的數據,2009年,全球數據卡銷售量大約為8000萬部,華為數據卡出貨量為3500萬部。在歐洲很多國家,華為數據卡市場占有率超過70%。
Frost&Sullivan信息與通訊科技部(ICI)資訊顧問季宸東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華為和中興兩家的數據卡售價比比利時Option公司低20%左右,后者市場敗退之下,開始轉向求助于非市場手段。
7月27日,時代周報記者致電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相關人士表示,目前該案件沒有新的進展,涉案金額也仍然沒有明確。
巨頭爭鋒
然而,隨著市場份額的節節攀升,以及逐漸進入到了歐美市場,華為給傳統的國際巨頭帶來了威脅。
“畢竟華為是后來者。”電信專家付亮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歐洲與北美市場是一些傳統國際巨頭的大本營,他們與運營商的合作時間非常長,而華為作為后來者,遇到阻力不可避免。
早在2002年 ,思科CEO錢伯斯公開宣稱,華為是思科第四代競爭對手,思科甚至成立了一個專門應對華為的部門。實際上,華為還有自身的另一個優勢—人力成本,有數據顯示,華為當時在中國的人力資源成本僅為美國硅谷的1/5。
2003年1月23日,思科公司在美國指控華為及其美國分公司盜用部分思科的IOS源代碼,并應用在其Quidway路由器和交換機的操作系統中,對思科專利形成至少5項侵權。
對于當年的事件,一些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思科旨在遏制飛速發展的華為,而華為則要在訴訟中消耗大量的精力、時間與金錢,2004年,思科與華為達成和解。
目前,思科的擔憂并未變成現實,根據國外媒體的數據顯示,2009年第四季到2010年第一季,路由器市場份額排名前三的為思科、Juniper以及阿朗,華為則一直排在第五位。
“華為的業務隨著行業與市場的變化加大加粗。”付亮認為。事實也如此,華為近年來業務越來越龐大,幾乎參與到了所有通訊業務之中,涉獵、發展、剝離、轉型,華為一直在根據市場變化。
而且,近幾年來,與當年劍拔弩張的情況不同,思科與華為的關系緩和很多,思科CEO錢伯斯也對媒體表示,愿意與華為合作。付亮認為,這與全球電信行業的變化有關,一些業務已經出現了融合,思科與華為未來更多的將是競合關系。
不過,華為多年來進軍北美市場,特別是移動基礎設施市場,收獲并不多。2009年第四季度,全球移動基礎設施市場上,愛立信占據了35%的市場份額,諾西與華為均為21%排在其后,業內人士認為,華為在5%左右。
北美市場里面本身競爭也非常激烈,變化也很快。2006年3月,阿爾卡特斥資140億美元收購朗訊,曾經巨人的朗訊在一夜之間轟然倒下,而阿爾卡特巨資所謀求的正是朗訊的市場份額。同年,諾基亞與西門子聯合宣布,合并諾基亞網絡事業部和西門子運營商相關業務部門,組建新公司—諾基亞西門子。
而華為也一直希望能夠通過曲線并購快速打入高端市場,但往往鎩羽而歸。北電2009年1月份申請了破產保護,華為一度展開談判希望參與收購,但最終北電網絡的光纖和以太網業務出售給光纖設備廠商Ciena,將無線業務出售給愛立信。
此前的摩托羅拉無線業務也是如此,根據業內的分析,摩托羅拉無線業務在北美市場的份額大約在20%左右,如果收購了這部分業務,華為就能夠在北美市場站穩腳跟,但事與愿違,最終被份額也不高的諾西拿下。
8月3日,諾西中國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此次收購將大幅加強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在全球,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市場的業務規模與實力。以收入計量,諾西將成為美國第三大無線基礎設施廠商(占據14%的市場份額),并將鞏固其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第二大廠商的地位。
如何走出去
不久前,印度當地媒體發布報道稱,印度情報部門已經制定了一份涉及25家中國企業和1家以色列企業的“黑名單”,印度將暫時禁止采購這些電信設備供應商。
華為在與國外巨頭競爭時,往往比較吃虧。據華為海外員工透露,2009年華為與印度BSNL有一個幾十億美元的大單,當時華為和愛立信聯合中標,但是印度國防部以危及國防安全為由廢標,最后北部和東部業務都給了愛立信,華為只拿到了西南區的部分合同。
根據最新消息,印度方面盡管解除了禁令,但條件卻異常苛刻。華為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這與之前相比,已經算是好消息,總比完全禁止要好,而且隨著更多廠商的反對,印度方面有可能會作出讓步。
最近幾年,沒有上市的華為每年都會推出自己的財報,并且舉辦分析師大會,請來眾多對華爾街、國外投行有影響力的分析師參會。
付亮認為,華為所遇到的一些阻力,主要還是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后,國際市場對于中國企業的文化與思維、以及法律環境等都會有一個逐步的認識過程,但相對于走出去的企業而言,要做得更多。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鷂飛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中國企業的成本優勢比較強,在國外競爭中往往被其他企業所提防,而且高新技術方面,使用他國高新技術產品時,在信息獲取方面存在安全風險。
他認為,隨著以產品、服務、技術為內容的全球化過程迅速發展,西方企業對我國經濟技術的滲透,存在較強的戒備心,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先向技術產品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輸出,待技術優勢逐漸形成之后,再進軍西方市場。此外,還可以通過與外國市場目的地的合作,建立跨國投資合作關系,通過利益的互通,減小進入外國市場的壁壘阻力。
華為也不斷加大了對技術的研發。他們持續將年銷售收入的10%和46%的員工投入研發,還有10%的研發資金投入到對未來技術發展的研究。除此之外,華為還積極地在當地進行本土化策略。
對此,付亮也談到,華為要消除誤解,需要從財務、研發、資本等各個方面來著手。他強調,研發應該著力基礎研發,注重更具影響力與創新的研發,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發言權。
剛與摩托羅拉無線網絡基礎設備業務失之交臂,華為又被這個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公堂。不久前,摩托羅拉在美國當地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華為竊取商業機密。
這并不是近段時間華為遭遇的所有麻煩,歐盟針對中國數據卡同時發起反傾銷及保障措施調查,以及印度“黑名單”事件,都給華為帶來諸多麻煩。
種種事件說明,華為海外之路并不平坦。這也是高端“中國制造”走向世界遇到的難題之一。
沒有永久的友誼,只有永久的利益。
7月16日,在伊利諾伊州北區法庭起訴Lemko公司和十余名前摩托羅拉員工兩年后,摩托羅拉將華為增列為起訴對象,而此前,摩托羅拉與華為兩家公司在OEM(代工生產)方面合作多年。
“訴訟營銷”
根據國外媒體所披露的訴狀,摩托羅拉稱,12名前雇員在2002年仍受雇于摩托羅拉時就建立了與其競爭的Lemko公司,并在此后五年間竊取商業機密,其中一些機密據稱轉讓給了華為。
其中,現任Lemko首席技術官的潘少偉是Lemko與華為之間的主要聯系人,2001年,潘少偉結識華為主席任正非,并在2002年8月向任正非匯報了巴西、印度等市場對摩托羅拉部分最新產品的反應。
在摩托羅拉幾十頁的起訴文件中,還有更多的細節暴露出來,指控的人員也均以實名,而在法院文件里面,還包含有Lemko方面的辯解。
Lemko稱,摩托羅拉起訴的原因是要打壓Lemko,因為后者在摩托羅拉過去忽視的一些技術領域取得了先機。潘少華的辯護律師也曾表示,潘所掌握和出售的技術是他在離開摩托羅拉后自行開發的,知識產權本就歸潘個人所有。
對于摩托羅拉的指控,華為的態度則顯得非常堅決。7月23日,華為相關人士回復稱:“摩托羅拉的起訴是毫無道理并且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
華為表示,針對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華為將積極捍衛自己的名譽和權利,而華為一方面尊重知識產權所有者的權利,另一方面同樣會竭力維護自己辛苦建立的知識產權。
此外,華為還表示,其與摩托羅拉公司簽有協議,允許摩托羅拉轉售華為的無線通信設備。華為與Lemko公司也簽有OEM協議,允許Lemko轉售華為的無線基站設備,“我們與Lemko公司之間沒有超越經銷商協議之外的任何關系”。
“這個案子剛剛開始,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美國安吉利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加州著名知識產權訴訟律師詹姆斯·奧特森(James Otteson)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竊取商業機密與商業間諜或者盜竊罪有很大區別。高科技企業人才流動非常正常,各家企業搶奪人才,失利一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起訴對方竊取商業機密,類似案例汗牛充棟。
但詹姆斯·奧特森對于案情顯得比較謹慎,他表示,一個關鍵的證據或者訴訟律師一個大的失誤,都有可能徹底影響整個案件的發展,現在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摩托羅拉告了華為,僅此而已,但華為必須極其認真地對待,而商業訴訟,只是商業行為,這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華為已經成為真正的國際公司。
后來者華為
事實上,華為近年來征戰海外市場,市場份額早已今非昔比。在競爭對手的眼中,華為已經變得越來越危險。
1988年,任正非在深圳成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正式營業,業務為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換機,但在代理業務顯露出下滑跡象時,華為將賺取的錢投入到了自主研發之中。
1995年,華為成立知識產權部,并在北京設立了研發中心,當時的華為已經意識到了未來國內市場競爭的慘烈以及進入國際市場的戰略意義。華為的第一站選擇了香港,1996年,華為與和記黃埔簽下了合同,為其提供固定網絡的解決方案。
在香港市場取得成功后,華為開始考慮其他市場,這其中就包括俄羅斯、拉美以及非洲。1997年,華為在俄羅斯與當地企業建立了貝托華為合資公司,由俄羅斯貝托康采恩、俄羅斯電信公司以及華為合資建立,這也是華為仰仗的本土化平臺。
不過,拉美市場開拓的難度比俄羅斯更大,1997年,華為在巴西投入3000多萬美元建立了合資企業,隨后,華為在多個拉美國家里面設立了代表處。2003年,非洲市場被華為成功打入,而與此同時,華為在東南亞的擴張中也收獲頗豐。
2002年,華為的海外收入達到了5億美元;2003年,達到10億美元,占總收入的30%。
華為同時也打入了發達國家,據資料顯示,2001年,華為以10G SDH光網絡產品進入德國為起點,與當地著名代理商合作,成功進入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等發達地區和國家。
華為的進入,擠壓了歐洲一些企業的生存空間。
今年,比利時一家名為Option的數據卡廠商向歐盟申請反傾銷調查,6月30日,歐盟正式對中國數據卡同時發起反傾銷及保障措施調查,而在這其中,華為與中興所占份額最大。
發起申請的比利時Option公司稱,2006年,其曾一度占據72%的市場份額,但隨后市場份額急劇下滑,目前只剩5%。
相比之下,華為、中興的數據卡業務在全球市場節節攀升。根據咨詢機構Frost & Sullivan向本報提供的數據,2009年,全球數據卡銷售量大約為8000萬部,華為數據卡出貨量為3500萬部。在歐洲很多國家,華為數據卡市場占有率超過70%。
Frost&Sullivan信息與通訊科技部(ICI)資訊顧問季宸東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華為和中興兩家的數據卡售價比比利時Option公司低20%左右,后者市場敗退之下,開始轉向求助于非市場手段。
7月27日,時代周報記者致電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相關人士表示,目前該案件沒有新的進展,涉案金額也仍然沒有明確。
巨頭爭鋒
然而,隨著市場份額的節節攀升,以及逐漸進入到了歐美市場,華為給傳統的國際巨頭帶來了威脅。
“畢竟華為是后來者。”電信專家付亮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歐洲與北美市場是一些傳統國際巨頭的大本營,他們與運營商的合作時間非常長,而華為作為后來者,遇到阻力不可避免。
早在2002年 ,思科CEO錢伯斯公開宣稱,華為是思科第四代競爭對手,思科甚至成立了一個專門應對華為的部門。實際上,華為還有自身的另一個優勢—人力成本,有數據顯示,華為當時在中國的人力資源成本僅為美國硅谷的1/5。
2003年1月23日,思科公司在美國指控華為及其美國分公司盜用部分思科的IOS源代碼,并應用在其Quidway路由器和交換機的操作系統中,對思科專利形成至少5項侵權。
對于當年的事件,一些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思科旨在遏制飛速發展的華為,而華為則要在訴訟中消耗大量的精力、時間與金錢,2004年,思科與華為達成和解。
目前,思科的擔憂并未變成現實,根據國外媒體的數據顯示,2009年第四季到2010年第一季,路由器市場份額排名前三的為思科、Juniper以及阿朗,華為則一直排在第五位。
“華為的業務隨著行業與市場的變化加大加粗。”付亮認為。事實也如此,華為近年來業務越來越龐大,幾乎參與到了所有通訊業務之中,涉獵、發展、剝離、轉型,華為一直在根據市場變化。
而且,近幾年來,與當年劍拔弩張的情況不同,思科與華為的關系緩和很多,思科CEO錢伯斯也對媒體表示,愿意與華為合作。付亮認為,這與全球電信行業的變化有關,一些業務已經出現了融合,思科與華為未來更多的將是競合關系。
不過,華為多年來進軍北美市場,特別是移動基礎設施市場,收獲并不多。2009年第四季度,全球移動基礎設施市場上,愛立信占據了35%的市場份額,諾西與華為均為21%排在其后,業內人士認為,華為在5%左右。
北美市場里面本身競爭也非常激烈,變化也很快。2006年3月,阿爾卡特斥資140億美元收購朗訊,曾經巨人的朗訊在一夜之間轟然倒下,而阿爾卡特巨資所謀求的正是朗訊的市場份額。同年,諾基亞與西門子聯合宣布,合并諾基亞網絡事業部和西門子運營商相關業務部門,組建新公司—諾基亞西門子。
而華為也一直希望能夠通過曲線并購快速打入高端市場,但往往鎩羽而歸。北電2009年1月份申請了破產保護,華為一度展開談判希望參與收購,但最終北電網絡的光纖和以太網業務出售給光纖設備廠商Ciena,將無線業務出售給愛立信。
此前的摩托羅拉無線業務也是如此,根據業內的分析,摩托羅拉無線業務在北美市場的份額大約在20%左右,如果收購了這部分業務,華為就能夠在北美市場站穩腳跟,但事與愿違,最終被份額也不高的諾西拿下。
8月3日,諾西中國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此次收購將大幅加強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在全球,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市場的業務規模與實力。以收入計量,諾西將成為美國第三大無線基礎設施廠商(占據14%的市場份額),并將鞏固其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第二大廠商的地位。
如何走出去
不久前,印度當地媒體發布報道稱,印度情報部門已經制定了一份涉及25家中國企業和1家以色列企業的“黑名單”,印度將暫時禁止采購這些電信設備供應商。
華為在與國外巨頭競爭時,往往比較吃虧。據華為海外員工透露,2009年華為與印度BSNL有一個幾十億美元的大單,當時華為和愛立信聯合中標,但是印度國防部以危及國防安全為由廢標,最后北部和東部業務都給了愛立信,華為只拿到了西南區的部分合同。
根據最新消息,印度方面盡管解除了禁令,但條件卻異常苛刻。華為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這與之前相比,已經算是好消息,總比完全禁止要好,而且隨著更多廠商的反對,印度方面有可能會作出讓步。
最近幾年,沒有上市的華為每年都會推出自己的財報,并且舉辦分析師大會,請來眾多對華爾街、國外投行有影響力的分析師參會。
付亮認為,華為所遇到的一些阻力,主要還是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后,國際市場對于中國企業的文化與思維、以及法律環境等都會有一個逐步的認識過程,但相對于走出去的企業而言,要做得更多。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鷂飛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中國企業的成本優勢比較強,在國外競爭中往往被其他企業所提防,而且高新技術方面,使用他國高新技術產品時,在信息獲取方面存在安全風險。
他認為,隨著以產品、服務、技術為內容的全球化過程迅速發展,西方企業對我國經濟技術的滲透,存在較強的戒備心,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先向技術產品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輸出,待技術優勢逐漸形成之后,再進軍西方市場。此外,還可以通過與外國市場目的地的合作,建立跨國投資合作關系,通過利益的互通,減小進入外國市場的壁壘阻力。
華為也不斷加大了對技術的研發。他們持續將年銷售收入的10%和46%的員工投入研發,還有10%的研發資金投入到對未來技術發展的研究。除此之外,華為還積極地在當地進行本土化策略。
對此,付亮也談到,華為要消除誤解,需要從財務、研發、資本等各個方面來著手。他強調,研發應該著力基礎研發,注重更具影響力與創新的研發,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發言權。

廣百與寶潔簽署戰略協議 直接合作解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