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宏大戰略的實施，需要推進各國政府、公眾、企業以及方方面面的合作互動和共贏多贏，其機制創新點是多元籌資與運用PPP。

作為研究者，我一直非常關注“一帶一路”戰略，中央提出的這個戰略具有重大的全局意義，我們在聽到這樣一個思路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它會產生久遠的歷史性影響。

最近三十幾年，我們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和平發展崛起這樣一個態勢明顯地顯現出來了，我們終于可以討論以外向型走出去的商貿大國、經略周邊、經略西部、經略海洋的“一帶一路”戰略了。

這個戰略顯然有兩個清晰的原點：一個是人本主義的，目的在于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外一個原點是合作包容框架，是尋求全球化經濟中間各國、各民族的共贏、多贏。這兩個原點后面的大背景，我認為其實就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非常清晰地做出的戰略判斷。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我這幾十年一直在反復思考，小平同志當年說的這個戰略判斷說起來并沒有實際的感受力，但實踐證明，這個判斷符合整個人類社會現在發展的基本軌跡，它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就是我們并不是在向前的過程中去尋求誰戰勝誰，而是在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之下包容合作、互利共盈。這個判斷自然就邏輯地引導到現在我們“一帶一路”宏大戰略的實施，是循著和平發展的路線，使我們經濟發展空間和外部世界實際存在的需求更有效、更便捷地貫通，從而形成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互惠共通，同時也是其他各個民族共同走向現代化夢想的這樣一個配套條件。

當然具體實施過程中，這個戰略在客觀上就需要基礎設施先行，這是一個和其他各經濟體互動的發展過程。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在向西的一帶至少可以區分出西南、西西、西北三路走向，大型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硬件環境也不排除，中國現在在本土上已經開始風生水起地搞起了所謂連片開發，這是引社會資本民間市場主體進來可以做的非常像樣的創新的投融資機制，另外也要培育軟件的配套機制。

另外在向東的海的方向上，首先已經明確了以三沙市為代表的，匹配海洋的園區合作項目。這樣，發展將連通各類船只、飛行器，多個經濟體頻繁跨航通商。這些都能夠借助亞洲基礎設施銀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上合組織基金和其他的多元多渠道的基金共同形成支持的合力。

在這個戰略推進的實施中間，機制創新點是多元籌資與運用PPP，我們過去直譯為公司合作伙伴關系，現在譯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可以直接理解為政府和企業以及其他非政府的專業組織合作。這樣的一個機制還要相關資產管理方面的創新任務。

我們注意到PPP機制近幾十年間已經在歐美、澳洲和若干新興市場經濟體應運而生，方興未艾，在我們國家也涌現了一系列的實操案例。國內處于初創和探索的階段，最近一段時間這個機制得到了管理部門高力度的推行，正是結合“一帶一路”充分發揮它用武之地的一個新機制，這個機制對于緩解政府資金壓力，使人民得實惠，為企業提供生存發展空間、培育市場主體都有顯而易見的重大意義。而且它也直接匹配三中全會給出的混合所有制的突破，以及匹配四中全會強調的全面推進法制化治國理政大政方針之下的法治建設，同時還對應著中國社會特別需要的契約精神、敬業誠信文化的培育。

我們在“一帶一路”這個戰略實施過程中，顯然需要推進各國政府、公眾、企業以及方方面面的合作互動和共贏多贏，我們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更好地理解國際慣例和可接受概念之下的資產管理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和創新。我們要在PPP創新中對接和它資產優化的管理機制，至少如下幾點是需要研討系列范圍之內的。

第一，結合法治精神和契約精神。中國法治體系里面還存在著無法可依的現象，不能一下子立出多少多少個法，至少有暫行條例，至少中國法律體系里相關文件是必須先形成的，然后再逐漸提高立法的層次。我們已經看到最近一段時間關于PPP的指南，以及相關的一些帶有指導意義的文件正在密集出臺。

同時，還要繼續推進法治化過程，還需要有針對性地呼應“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力求在PPP項目和相關的資產管理方面，先彌補空白，爭取有法可依。再進一步動態優化，使這樣的法律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越來越帶有明顯的良法的特征，這是一個我認為必須提到的著眼點。

第二，在“一帶一路”建設的一些重要節點上面，還應該有規劃部門和相關管理部門有意識地做出幾個主要類型的PPP創新方案，有關方面顯然已經注意這個事情。

所謂示范項目，可以擴大到園區新的機制，比如服務打包。其實現在地方政府和企業界特別關注連片開發，我們看來在國際經驗里別的經濟體似乎還更多地關注一些BOT、POT、BT等等，在這些項目里邊形成一些穩定的模式，但中國的興奮點一下子落到了連片開發的項目上。

這樣一個創新的特點，我們也可以融合到“一帶一路”上面去，要爭取給出一些帶有示范意義的創新方案，對接一些可行的招標實操，同時又要注意防止一哄而起，要盡可能做到積極而審慎。

第三，應該借鑒有關企業的成功經驗，更多地鼓勵一些創新。一段時間以前，我聽說華為公司在非洲欠發達的地區跨越式地發展了無門店的手機銀行等等，這種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在“一帶一路”中，我們率先實行一些通訊后發優勢的戰略，鼓勵和政府合作，大膽開拓新的方式和技術路線，爭取實現一些超常規發展。

第四，我認為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結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籌建發展以民營資本為主要部分的“一帶一路”的股權投資基金、投貸基金以及政府引導資金，在可能的PPP項目里積極地探索可以穩定下來的模板，連接到相對穩定的資產管理的長效機制來。

財稅部門顯然應該在這些方面給予必要的政策傾斜。比如政府的引導基金不是要政府去包攬，而是要助力。做事情一定要尋求政府資金能夠在內產生成熟效應、放大效應，最好能夠四兩撥千斤。

第五，在外交、發展、商貿等方面密切協同，高效地配合地方和國外相關方面磋商促成一批國內外民間投資為主的“一帶一路”的PPP項目，借鑒引入相關國度可用的資產管理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各個方面的協調配合也在面臨考驗，部門之間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看得特別重而互不買賬，現代國家治理的情況下，這方面是需要做一些新的推動的。

最后一點，積極地培育和促進國內專業機構、中介組織、智庫平臺和高校研究中心等，大家一起開展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相關的PPP機制創新、資產管理創新這方面的科研咨詢服務和專項團隊的定向支持。

以上為賈康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第三屆年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