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農村正在成為污水處理市場的焦點。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后果。近期，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溫鐵軍教授接受采訪，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剖析了我國的農業制度及其對應的農村問題、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和制度根源、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解，以及什么是中國特色的污染治理路線。

記者：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您認為我國農村經濟問題有什么樣的特征？

溫鐵軍：我國的鄉村社會屬于東亞穩態社會，所有的農民都是小農，從根本上看和西方社會是不一樣的。

我們講到當代農村問題，先應普及一個基本常識，即世界上規模化的農業只在殖民地才有。大規模農場是在殖民條件下形成的。美洲、澳洲是殖民化的大陸，原住民沒有權利。因此他們有大農場。我國鄉村社會，包括日、韓、臺的鄉村，都屬于東亞穩態社會，所有的農民都是小農，盡管已經實現了高度的現代化，但從根本上看，和西方社會是不一樣的。

印度是一個典型的接入西方制度的國家，但是制度移植沒有解決印度的農業問題。印度國父甘地曾經提出和平土改，但響應者寥寥；土地私有化造成三分之一農民處于無地、無業、無社保的絕對貧困之中。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移植的農業制度無法解決印度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農民的問題。簡單照搬一個制度不能解決問題。實事求是，從本土的經驗出發，歸納總結才能形成制度。我國前些年大城市過度集中的投資，資本已經嚴重過剩。目前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的是縣以下城鎮，3000個縣級中心鎮和縣以下的3萬個建制鎮普遍基礎設施投入不足，農民人均環保投資只有10元錢左右。如果不修改法律、不調整政策，怎么能夠實現城鎮化呢？

記者：您怎樣理解當下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發展理念？

溫鐵軍：多樣化是生態文明的唯一內涵。

當我們轉變成生態文明思路的時候，就會發現，分散性和多樣化是生態文明的基礎。中國要改變的是過去一百年追求工業文明的工業化時代形成的思路，乃至工業化時代形成的技術路線。我們過去所有的制度路線和技術路線，是服務于工業文明的。從2007年提出生態文明這個理念到2013年提出生態文明的戰略。這是有別于以前工業文明時代的戰略。

當前工業文明時代正在轉向生態文明時代。生態文明最主要的內涵是多樣性，而最能體現多樣性的就是鄉村社會。農業只能根據自然條件、氣候、地理等條件來維持資源轉化型的生產，因此一定是和自然資源緊密結合的。目前，我國70%的國土面積是山區、高原，平原面積只有11%，意味著我國90%以上的國土面積不適合大規模集約化的西方模式的農業。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戰略轉型，即意味著要發動群眾，依靠村民，必須鼓勵老百姓保護、保存生態文化的多樣性。

記者：在您看來，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在經濟邏輯上有什么必然性？

溫鐵軍：農業系統按工業化模式改造是污染的主要原因。

生產力要素的結構性制約是導致技術與市場雙失靈的主要原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矛盾：在土地資源過度短缺的約束條件下，只要追求農業現代化和農民的農業收入增加，就必然導致過量化肥（添加劑）與廉價勞動力的投入，放大農業的負外部性，破壞自然與社會環境。1842年英國人發明化肥以后，極大地提升了農業生產力，緩解了糧食問題。但是同時，化肥的過度使用也造成了環境的破壞，成為20世紀的全球性公害之一。中國食品安全諸多問題源于化肥中的亞硝酸鹽及飼料中有毒重金屬和農藥殘留。

中國建了那么多的沼氣設施，但90%以上不能使用，原因何在？根據我在農業部10年的工作經驗，是因為農業部掌握的沼氣體系與農村千差萬別的實際需求之間存在差距。首先，我們為一家一戶設計的農業沼氣池，僅適用于小農種養的情況，現在養殖集中化，所以沼氣體系不適用了。其次，集中養殖造成集中污染，這就是污染的主因。現在按工業化模式改造農業系統，是行不通的。這種生產方式不改，我們的生態文明理念將難以實現。

中國畜禽養殖糞污等問題源于采用了被歐洲、日本、韓國等放棄的規模化養殖模式。養殖數量增加快、集約化程度高、養殖糞污排放量大，使養殖成為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主要原因包括：養殖規模與集約化程度快速增加，種養脫節；清糞方式不合理，水沖比例高；缺乏固液分離、雨污分流及糞污貯存與處理設施；糞便產生與農田利用時間錯位，非用肥期隨意堆放。

記者：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您認為什么是中國特色的污染治理路線？

溫鐵軍：能夠節約交易成本的技術路線，就是中國特色的污染治理的技術路線。
污染治理包含集中化與分散化處理兩種技術路線。在進行路線選擇時，我想引入一個經濟學的概念——交易成本。面對中國高度分散的小農社會的現狀，我認為，能夠節約交易成本的技術路線，就是中國特色的污染治理技術路線。

農民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小有產者群體，占人口的60%。要搞農村環保必須考慮兩億農戶怎么辦？300萬個自然村怎么辦？另外交易成本的擴大使得工業化在農村并不可行。如果企業想搞工業化大生產，做出統一的設備。交易成本就是其中最大的障礙，企業如何跟2億農戶溝通？根據相關經濟學理論，當企業面對的交易對象大到一定量的時候，交易是無法進行的。

為什么去中央化的技術路線在德國是低成本交易，因為他們是聯邦制度，自治化的程度相當高。每一個獨立的戶主，每一個獨立的鎮都可以承擔責任。但中國是一個中央化的體制，財政能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中國只要是農區的縣，其財政收入還不到其開支的10%，其他90%的支出都需要上級財政補貼。事實上，在我國，除了中央是一個承擔無限責任的國家主體之外，各級地方政府是一種公司化運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將資源轉化成資本，然后占有資本收益，并不承擔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社會安定等一系列責任，這就是污染產生的深層制度原因。

農業與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資本過剩：金融資本過剩、產業資本過剩、商業資本過剩。三大過剩情況下，向農業、農村轉嫁過剩危機，導致了現在農村中資源環境的災難性后果。大規模產業化生產，一方面造成嚴重的污染，一方面造成嚴重的浪費。所以分散化應該是最重要的思想路線和技術路線。

記者：請結合當前國際現代農業的先進經驗，談談您對中國農業的社會化轉型的看法。

溫鐵軍：中國的社會化生態農業或者城鄉合作，應以生態化的天地人合一為理念，打造適應于中國的生態農業體系。

首先，我介紹幾個國際上成功的農業轉型的案例。

第一個是瑞士的伯爾尼郊區的市民農業。它將農業“回嵌”社會，將一、二、三產業融合，擴大中小企業投資空間。通過市民參與式的都市三產化生態農業，保證社會化內生的多功能性。例如生態環保、休閑體驗、文化教育、歷史傳承等。

第二個是瑞士蘇黎世郊區的市民農業。打造市民下鄉務農新潮流，特點是“四洗三慢”。四洗指鄉村文化洗心、山林空氣洗肺、小溪泉水洗血、有機食物洗胃。三慢指慢城、慢食、慢生活。

第三個是歐洲的轉型城鎮。通過將山區風光與傳統木石建筑結合，從而重新定價三產化鄉村經濟。

那么，中國如何借鑒國際社會農業轉型經驗，發展生態農業體系呢？

首先，從理論上來看，應以生態化的天地人合一為理念，以構建綜合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立體循環為目標，遵循兩型農業、生態建筑、自然景觀、傳統文化、本地化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等六方面統一規劃，將傳統農業技術、自然農業技術、永續農業技術等“三低技術”相結合，形成低資本、低能耗、低成本的“三低經濟”，發展農業社會。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過不少嘗試。截止到目前，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參與建設的市縣級的鄉村建設試驗區就經達到10多個，涉及到近50個村。

其次，要打造適應于中國的生態農業體系，需要適應我國農業的基本國情。我國的生態農業體系的一端指的是我們的廣大農民體系，另一端需要滿足中產階級的需求。在現在網絡化條件下，滿足“多樣性+分散化+小規模”的消費方式，需要借助電子商務系統、快速物流系統、客戶服務系統。通過“農業教育+市場營銷”的方式將各項農副產品流入社會，另一方面通過“社會監督+農業體驗”的方式，打造低成本“信用”體系。

信用體系的建設對于生態農業體系的建立尤為重要。參與式保障體系(PGS)也就是當地質量保障體系，是替代性的有機農業自我認證形式。全球有40多種，基本都建立在包括生產者、消費者在內的所有相關方互相信任、支持、參與的基礎上，自我規范、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認證、統一銷售的城鄉形式。